文__許寶強
有一種說法，認 為反水貨客或「光復」新界的連串行動，是「佔領運動」的後續。表面看來，這說法有一點道理，一些「光復」行動的參與者，確實是來自金鐘旺角等佔領區；「光 復」行動中，也偶爾可聽到「我要真普選」的口號，亦能看見胡椒噴霧。不過，深入一點分析，卻可看到一幅更為複雜的圖象。
「光復」什麼？
提出「光復」，首先需要理解什麼已被「佔領」。過去幾星期的「光復」行動，矛頭直接指向的，是來自大陸的「水貨客」和「自由行」，隱含的假設是，香港老百姓的生活空間，正逐漸被這些北方來者所「佔領」。
這 假設並非毫無根據。讓我們看看以下的數字﹕2014年有超過4700萬人次的中國大陸旅客到港，當中大部分（2800萬）是即日來回，主要原因大概是為了 購物，買各式日用品以至奢侈貨。來港的中國大陸旅客（陸客）增長速度很快，2002年只有638萬人次的陸客到港，十二年後就增至4700多萬，增幅超過 七倍。陸客佔訪港總旅客的比例，也從2002年的41%增長到2014年的77%。這自然與由梁振英於2003年SARS後大力推動的「自由行」政策有關。
本來，旅客增長，不一定會引起「光復」行動，但倘若人數太多、速度過快，便容易激化矛盾。來自食品安全缺乏保障、假貨次貨充斥地區的即 日往返陸客，與一般遊客不一樣的地方，是他們主要購買的，並非是當地的特產或紀念品，而是日常生活的必須品或黄金名牌等奢侈物，導致整個香港不少商場和街 道店舖，已改造成藥行或金舖。商舖轉型後，除了與本土居民的日常需求關係逐漸脫鈎，還推高地租、增加交通壓力，造成各種生活上的不便。因此，歸根究柢， 「光復」意指的，是要重奪社區的舊有生活秩序。
然而，能夠影響香港民眾生活的，並不是佔人口絕大多數的低收入大陸民眾。假設陸客平均每年來 港4次，4000多萬人次就等同1000多萬人，約中國總人口的1%左右。除卻當中少數的以運水貨為生的民眾外，這些陸客大都具備一定的購買力，來自小康 中產甚或富裕階層。他們基於改善生活的追求，到港購物旅遊，儘管帶動了零售消費，但在香港兩極分化的社會結構下，其引來的中港衝突或矛盾，對香港底層民衆 生活的影響更大。
本土主義是如何煉成的？
然而，這種帶有階級根源、基本上是因數量太多和速度過快而導至的社會問題，卻被化作 為中港的「族裔」或「文明」差異。始作俑者，是香港政府的「中港融合」論述和「自由行」政策，容易把源自中港政權管治不善、貧富階級分化的問題，轉移為族 群之間的矛盾，再加上以「本土」作動員的政治力量和媒體（尤其是網上）的推動，進一步放大了中港民眾之間的緊張關係。這樣的論述，把在空間擠迫、小店消 失、交通受阻下的本地居民（尤其是低收入階層）受損的生活品質，描述為「中港矛盾」的後果，很可能影響甚至改變整代人的身分認同。
說特區政 府是「本土主義」的始作俑者，因為它一直迴避管治體制不善，也不解決貧富懸殊、階級分化的問題，卻高調提出「港獨」、「戀英／殖」或「外國勢力」等虛假命 題，一方面令社會的「深層次矛盾」不斷積累，為「本土主義」所倡議的「勇武抗爭」埋下伏線，另一方面在收編了的傳媒配合下，也誘導輿論把議題設定於「中 港」而非「階級」或「代際」等社會矛盾。在官方主導、高揚「中港融合」的語境下，「自由行」政策衍生的「融合」（或「佔領」？），惹來「抗中」的「光復」 反彈，自然不難理解。如果說梁政權是「本土主義」以至「港獨」的催生力量，也不無道理。
在這樣的一種環境之下，民間的本土聲音和力量，如何
才能夠避免政權設定的「中港（民眾）矛盾或融合」論述框架，重新扣連真正的社會問題根源，包括中港兩地的不民主政制及貧富兩極分化？這或許是願意直面現實 （或不想「離地」）、嘗試「光復」香港過去值得保留的生活方式的民間（或本土）力量，無法迴避的問題。
發展本土以外的身分政治
齊 澤克曾指出，納粹德國之反猶，並非源自猶太人的「特性」，而是基於德國社會自身的問題；同理，香港「光復」行動中出現的「排外／拒中」傾向，也不能歸罪於 「陸客」（或「水貨客」）的「特性」，而是植根於政府管治不善、發展速度過速、旅客數量過多、貧富嚴重不均的香港社會脈絡。因此，「光復」或「佔領」運動 應針對的，是中港兩地的不民主、欠透明、保護壟斷特權的政制，以至製造兩極分化、挑動民眾鬥爭民眾的社會結構和文化論述。為此，我們或許應首先釐清「光 復」或「佔領」的本意或初衷，然後嘗試跳出由政權設定的「中港」論述，開拓（或「光復」）其他的身分政治領域。
從字義來說，「光復」的相反 詞，正是「佔領」。前者希望能夠收復舊疆，也就是返回「被佔領」前的生存狀態。因此，「光復」與被指認為帶有侵入、霸佔味道的「佔領」，顯然針鋒相對，在 這層意義下說「光復」是「佔領運動」的後續，似乎並不怎樣貼切。然而，香港的雨傘「佔領運動」，最初參照的是歐美等地的occupy
movements，當中occupy（名詞是occupation）的其中一重意思，與reclaiming
public space的reclaim相通，追求的是重奪社會空間，自在地做喜愛的事情，而非指向侵入、霸佔，這與中文的「光復」的意思更接近。換句話說，雨傘「佔 領」運動，從一開始已帶有「光復」的味道，希望reclaim香港舊有的、但正逐漸被劣質政治文化「佔領」了的核心價值和社會生活。循這角度，說「光復」 是「佔領運動」的繼續，自然順理成章。
反過來說，真正干擾及宰制香港老百姓日常生活的「佔領」，在殖民時代以至政權轉移後，透過由上而下的 政策和官商特權，其實每時每刻都在新界以至整個香港發生，例如小販、行人逐漸失去了被商場、汽車「佔領」了的公共活動空間；農民、小店、手工藝者逐漸失去 了被地產霸權、連鎖店、進口商品「佔領」了的食物和日用品的生產和流通環節；學生、教師、家長逐漸失去了被政府官員、大企業「佔領」了的教育規劃；兒童、 青少年及他們的後代也逐漸失去了被政權鼓吹的「發展大晒」、「經濟至上」、「中港融合」所「佔領」了的「未來」。而歸根究柢，官商特權的「佔領行動」之所 以能夠發生，正源於保障壟斷特權利益的不民主政治制度，當中的決策位置，已愈來愈被大企業、殖民官吏或建制「梁粉」之流霸佔。循這思路，雨傘運動其實也是 針對殖民時代遺留下來、特區政府樂於維持、保護官商特權的各式政治、經濟、社會、文化及自然生態的「佔領」，希望能「光復」被殖民或「被回歸」前的生存狀 態，其所追求恢復的「舊疆」，顯然並非是其厭惡的殖民式管治體制，而是過去那些讓老百姓生活得較自在的社會空間。
因此，如果要毋忘「佔領運動」的初衷，想「光復」香港，讓老百姓生活得更自在自主，除了需要針對數量太多、速度過快的「中港融合」和「發展主義」外，恐怕還需要把被「中港」及「本土」議程所擠壓掉的其他身分「光復」，探討影響民眾日常生活至深的代際、階級以至性別等議題。
身分政治從來都不僅是「離地」與否的實證問題，而更是一場命名論述的爭持。如果大量陸客來港影響的主要是本地的家庭主婦、低收入階層及未來的一代的日常生活，那麽以性別、階級、代際等身分政治介入，恐怕不必然比以「本土」的身分政治介入更不切實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