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樓低廈,人潮起伏,
名爭利逐,千萬家悲歡離合。

閑雲偶過,新月初現,
燈耀海城,天地間留我孤獨。

舊史再提,故書重讀,
冷眼閑眺,關山未變寂寞!

念人老江湖,心碎家國,
百年瞬息,得失滄海一粟!

徐訏《新年偶感》

2013年12月19日星期四

香港戰後民主發展:功敗垂成的「楊慕琦計劃」


作者: J. Ch




注:此文以筆者留學美國時為一英國近代史課程所寫的考試論文為依據,現把 它譯成中文,希望更多香港人能了解一個已被遺忘的民主改革方案。由於筆者所屬大學有關於香港歷史、並以中文編寫的收藏文獻有限,故資料來源多屬外國學者的 英文學術著作。可惜地,身在美國的筆者得不到《楊慕琦計劃》的原文副本,所以計劃內容都是徵引自不同文獻。基於筆者學識有限,如有錯誤歡迎指正。)



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香港在經歷日本統治三年零八個月後 (1941年12月– 1945年8月)由英國政府奪回管治權。戰後的香港四周頹垣敗瓦,民間怨聲載道、對英國殖民政府於二戰期間的無能深感不滿。同一時候,有傳聞指中國政府會 於戰後向英國提出收回香港。英國政府一方面要繼續實行殖民統治,另一方面又要遵守己方在戰後提出去殖民化(decolonization)的承諾。因此, 港督楊慕琦 (Sir Mark Young, 1886-1974, 於1941、1946-7年間擔任港督) 於1946年提出「楊慕琦計劃」(The Young Plan),意圖改革香港的政治制度並給予港人更多政治權利。可是,「楊慕琦計劃」得不到英國政府的首肯;香港市民亦普遍不支持該方案。曾被認為是香港民 主改革第一步的「楊慕琦計劃」亦於1952年正式被英國政府否決。

「楊慕琦計劃」的失敗,令歷史學家提出了數個問題:首先,為何英國政府在提倡去殖民化的同時又否決含有民主成份的「楊慕琦計劃」? 其次,為何香港人會反對一個給予他們更多參與政治決策機會的方案?最後,「楊慕琦計劃」的失敗對香港的民主或政制發展有何啟發? 本文會以這三條問題來作基礎,分析為何「楊慕琦計劃」會失敗而回。筆者認為,「楊慕琦計劃」失敗的主因為戰後香港人的務實考慮及英國官員的政治衝量。「楊 慕琦計劃」雖然沒有落實,但其對香港及後的政制改革依然有很大影響。




誰來管治戰後香港?

在香港淪陷前,英國政府已經開始盤算該怎樣處置香港的未來,而他們最關注的是中國政府的看法。蔣介石(1887-1975) 態度一直非常強硬,他堅持英國需公開宣稱讓香港回歸中國,而這要求理所當然地遭英國政府一口拒絕。由於二次大戰戰況日趨激烈,雙方均同意於戰爭完結後才討 論香港的前途問題,但國民黨政府要重奪香港的決心是明確的,尤其是當美國總統羅斯褔(Franklin D. Roosevelt, 1882-1945) 也是去殖民化的支持者。

二次大戰結束後,情況有所改變。美國新總統杜魯門(Harry S. Truman, 1884-1972; 於1945年4月接替因病逝世的羅斯福成為總統) 和其前任不同,他並不熱衷於推行去殖民化,加上蔣介石政府於二戰時多吃敗仗,因此美國認為由英國(於戰後) 重新接管香港較為合適。雖然盟軍早已確定由中國代表正式接收日本的戰敗書,但英方卻強硬地指出日本會交還香港給英國。蔣介石嘗試斡旋不果,最後亦被迫同意 由英國海軍將領夏慤(Cecil Harcourt, 1892-1959, 並於戰後出任香港軍政府首長至1946年4月) 代表英國及中國接受日軍投降。 蔣介石對這結果非常不滿,但由於他要顧慮毛澤東領導的中國共產黨對國民黨政府做成的威脅,因此他只能無奈地默許英國繼續管治香港的結果。

英國政府堅持要成為接受日軍投降的代表是有原因的。二次大戰令「日不落國」(‘The empire on which the sun never sets’) 蒙受聲譽上的損失,而保住香港這片遠東的土地至少能令帝國保持顏面。英國亦怕若果由中國作代表的話會引致中國軍隊進駐香港,從而打擊英國在香港管治問題上 的話事權。同時間,國共內戰的序幕揭起,蔣介石暫援與英國商討香港的前途問題。蔣介石原打算讓國內局勢穩定下來後才再處置香港的問題,但國共內戰的爆發令 蔣介石再也沒有能力去左右香港的未來。


重建戰後香港及港人對英國重新管治的看法

在經歷了日軍三年零八個月的統治後,香港人重新由英國人統治。基於日軍的殘暴行為,英國的高壓殖民統治 (例如對華人的言語相辱、拒絕給予華人會所會籍、並禁止華人居住於山頂等)相比下實在是小毛見大毛。一名荷蘭藉商人Jan Henrik Marsman在他的回憶錄中寫道,日軍在管治香港期間不斷虐待本地華人、英國官員及傳教士,又迫使他們在獄中挨餓。和身體上所受的損傷作對比,英國人言 語上或法律上的歧視相對上則顯得不值一提。

1945年8月29日,日本軍政府已宣布投降,《華僑日報》引述英國外交大臣貝文(Ernest Bevin, 1881-1951) 指出英國決意收回香港,而英國政府並沒有打算放棄在遠東的殖民地。這表明港人在日軍受降儀式進行前(9月16日) 已經知道英國人意圖繼續管治香港,而夏慤上將亦迅速地於9月1日宣布成立軍政府,以重建香港社會秩序為主要任務。同時,香港人亦不為意蔣介石和盟軍就香港 前途問題所進行的談判。歷史學家SteveTsang指出,由於英國人在戰前已在管治香港,他們在戰後回歸繼續管治對於香港人來說是理所當然的事。加上日 軍在二戰期間的暴行,更加令到港人覺得英國政府能實施有效的管治。

再者,與其考究應該由中國人或英國人來管治香港,普羅大眾更著緊糧食和醫療物資短缺等更迫切的日常生活問題。戰後首任輔政司麥道高(David MacDougall, 1904-1991) 把重建的主點放在食物供應、控制匯率、公共衛生、及法治等和民間息息相關的事項。為了防止由黑社會牽頭的暴動發生,軍政府聘請了一些華人流氓作臨時警察來 維持治安。到1945年底香港社會秩序大致上恢復正常。學校陸續復課,醫院及銀行亦正常運作,很多公司也開始能從事對外貿易。

香港戰後重建速度驚人,臨時軍政府實在應記一功,但麥道高不是沒有政治考慮的。由於英國政府是在日軍手上失去對香港的管治權,因此迅速重建實為為大英帝國扳回顏面,並要重奪民心。本地華人對於重建的驚人效率深感欽佩,麥道高亦為英國的聲譽打了漂亮的一仗。當楊慕琦於1946年5月1日正式復任香港總督時,香港的法治和經濟已經回復到一定水平。





1946心態」

雖然夏慤及麥道高的重建計劃贏來不少掌聲,但他們也要面對於華人社羣中愛國主義的興起。中國政府於戰後成 為聯合國安理會成員,而在戰爭結束時有不少本地人的身份認同也是傾向中國的。有目擊者指出在街道上懸掛的國旗中,中華民國國旗和英國國旗的比例為四比一。 在民眾讚歎殖民政府的重建效率的同時,他們也開始想象由中國人接管香港的可能性。

夏慤把這種心態定名為「1946心態」 (筆者按: 英文原文為”1946 outlook” ,由於找不到正確的翻譯,所以暫且譯成「1946心態」))。這種心態包含了對中國人身份的認同及對現狀的厭惡。戰前的種種歧視及貪污腐敗情況,加上二戰 時無能的政府使香港淪入日軍手中,令本地華人希望爭取在公共政策上更大的話事權。他們希望政制上有所改革,但他們並沒有表明想要怎麼樣的改革。戰爭期間擔 任英國駐重慶大使館政治顧問的凱瑟克(John Keswick) 指出施行改革附合英國工黨政府於1945年大選時提出讓殖民地漸漸實行自治的承諾,並提議給予市民選舉權。

1946心態」為「楊慕琦計劃」的形成 鋪路。當楊慕琦復任港督時,普遍人並不認為將於翌年5月退休的他能幹些什麼:英國外交部認為他廉頗老矣,反對他復任; 很多本地人亦對他存有偏見,因為香港淪陷時楊慕琦正是時任港督(雖然他是在日軍佔領香港前三個月才上任) 。諷刺的是,這名頑固、被認有帶有邱吉爾作風的資深殖民地官員所提出的政治改革方案,可算是香港史上最激進的民主改革提案,其激進程度好比末代港督彭定康 初上任時於施政報告內提出改革1995年立法局選舉制度、引致港澳辦主任魯平直斥其為「千古罪人」的政改方案。楊慕琦認為在香港推行民主化能令英國維持長 遠管治,並透過提高政治參與度把居於本地的華人(本土港人及來自中國的暫居者) 轉成英屬香港的市民。 「楊慕琦計劃」因此是對「1946心態」的直接回應,並希望能穩定戰後民心及把中國民族主義的影響減至最低,從而穩住英國的管治。


「楊慕琦計劃」雛形

1945年的英國國會大選由工黨獲勝,取代前首相邱吉爾領頭的保守黨成為執政黨,黨魁艾德禮 (Clement Attlee, 1883-1967) 成為英國首相。他上任後致力推行去殖民化,而一些官員亦對「1946心態」持同情態度,加上凱瑟克又建議香港推行政改,令楊慕琦有充份理由對香港的政治體 制進行革命性的改革。

1946年5月1日,楊慕琦正式復任港督。他在就職演說中提到香港人理應在公共政策上有更大話語權。 他提出把部份決策權力下放市政局,並讓市民投票選出市政局代表來提高民眾的政治參與度。在發表演說後,他命人收集英國商人及本地華人的意見,希望能盡早制 定適合香港環境而又有充足民主成份的政治體制。

1946年8月28日,楊慕琦透過大氣電波解釋他提倡的改革,亦即後來「楊慕琦計劃」的初稿。他提議把市 政局擴張成市議會,由48名議員組成 (16名民選華人代表、16名民選洋人代表、餘下16名由民選代表委任) 。市議會將負責港島及九龍半島的民生事項,它享有財政自主權,並會負責掌管有關教育、公共衛生、房屋、消防、城市規劃、車輛牌照及社會福利的事項。楊慕琦 同時提出改革立法局,增加兩名官守成員(投票時需和政府立場一致) 及一名非官守成員(大集團或非政府團體代表) ,使立法局由7名官守及8名非官守成員構成。當中,為了提昇民意代表,4名非官守成員將由非政府團體直接委任。

在結束廣播後,楊慕琦和不同人士繼續商討方案的細節,例如選民資格及市議會的行政權力界限。於1946年10月,楊慕琦正式向英國殖民地大臣提交計劃建議書。


「楊慕琦計劃」最終版本

最後定案把市議會的議員人數定為30, 而非原定的48人。這30人名額包括10名華人代表及10名洋人代表,餘下的10人名額 (5名華人及5名洋人) 則由指定代表機構 (如香港大學及香港總商會等)提名。市議會的主要職責則和8月廣播提及的一樣,並會享有財政自治權及全權負責其事務。即使是殖民政府亦不能影響其運作及所 作的決定。

市議會的議員任期為3年,並可經選舉或委 任多留任一屆。主席及副主席會由議員互相選出而非由港督欽點。議員必須年滿三十歲,男女皆可。參選的香港居民必須在過往十五年間至少在香港逗留了十年。英 國公民及非英藉洋人則須曾在香港住滿一年才可參選。由於市議會的會議只能以英語進行,候選人必須具有英語溝通能力。基於懂英語的華人多為社會上流人士,這 規限把大多數市民排除在候選人之例。

在選民資格方面,楊慕琦儘可能地讓更多本地華人有權投票。選民須在選舉前登記,並不可以有任何犯罪或精神病記錄。有意成為選民的華人須證明自己在1936至1941年間至少在港逗留了四年,並需在1945年8月後長住本港。選民須具備中文及英文書寫能力。

市議會的組成亦影響了立法局的憲法及架構。由於大部份權力將轉移市議會,立法局人數將由17降至15,減除的兩席官守人員令局內的非官守人數在香港史上首次成為大多數。兩名立法局非官守成員亦會由市議會提名。

「楊慕琦計劃」的最終版本由楊慕琦於1946年10月提交英國殖民地部(Colonial Office, 亦即後期的英聯邦部) 。這時為楊慕琦復任港督後五個月,亦是他退休前九個月。1947年7月,殖民地大巨在有保留的情況下同意計劃的整體方向,並命立法局商討及訂出計劃細節。


本地華人的回應

除了制定「楊慕琦計劃」,楊慕琦亦致力放寬對本地華人的種種規限。他廢除了不准華人定居山頂的法例,讓更多港人有機會投身政府工作,並任命香港史上首名華人軍訓學員 (cadet officer)。 這些都是楊慕琦對「1946心態」的回應。基於種種政策都讓本地華人有更大權力,按道理港人理應歡迎「楊慕琦計劃」所提出的民主改革。

民間於初期的確對「楊慕琦計劃」抱有期望。新生晚報聲稱於九月(即楊慕琦電台廣播後一個月內) 訪問了過千名本地華人,指出他們大多讚成港督提出的改革。 於香港的國民黨及共產黨員皆讚賞楊慕琦打算推動民主的決心。

可惜的是本地人對改革的熱誠迅速減退。批評計劃的聲音開始浮現,但更常見的是對改革的漠不關心。對他們來說,經濟改革遠比政制改革來得重要。雖然夏慤、麥道高及楊慕琦確保戰後重建進行得順利,大多港人依然更關心生活上的實際需要,例如食物供應及通貨膨脹所帶來的影響。

令楊慕琦擔憂的是港人對政治改革所持有冷漠的態度。楊慕琦埋怨港人的政治冷感雖然對殖民政府而言非常討 好,但他認為港人應該理解他授予他們的權利。港人對政改的冷感將會是「楊慕琦計劃」失敗的主因。本地華人一來多為文盲,根本看不懂計劃詳情;二來很多人視 香港為暫居地,到退休時便會回歸內地,所以香港的情況如何對他們來說毫不重要;三來他們對政治一竅不通,認為應該讓「專家們」(受過教育的人及政府官員) 去處理有關政治的問題。末代港督彭定康總結「楊慕琦計劃」的經過時指出,當時的社會沒有需要改革的迫切性,人民根本沒有時間去關心自己生活以外的東西。引 用一句老掉牙的說話:民主並不保證人民能豐衣竹食,而對經歷過三年零八個月慘況的市民來說,經濟的發展遠比民主來得重要。

本地華人亦開始批評計劃的內容。首先,人們擔心新成立的市議會權力過大會引致貪污腐敗。這對於一向受英國 人管治的港人並不陌生。其次,有聲音指出計劃對選民及議員資格諸多制肘,並要求給予本地華人更多參與政治的權利。雖然對選民及議員資格的限制是由於英國政 府擔心在港時間不長的華人曾為國民黨或共產黨工作,從而會擴大倆黨在香港的影響力,但顯然本地華人對此憂慮並不知情。再者,令很多港人不滿的是市議會的所 有會議將以英語進行。這令大部份不懂英語的港人被排除於候選議員之例,亦令到市議會議員只能是有歐洲人血統的有錢人。有不少人懷疑到底這群人能不能代表香 港大多數市民,擔心他們只會站在政府立場說話而不顧市民所需。

國共內戰的影響

國共內戰 (1946-50)的爆發令到更多人對政治改革感到憂慮。較富裕的人擔心不論是國民黨還是共產黨得天下,他們也會利用市議會來強迫香港回歸中國。他們的顧 慮是有根據的。國民黨的人已經控制了香港流量最大的中文報紙—華僑日報,而當時的愛國份子擔心國民黨會陸續把其他報紙變成黨的喉舌。同時間,共產黨就香港 前途問題保持低調。毛澤東於1946年公開宣稱他並無打算於國共內戰結束後收回香港,並指出無需急於解決香港的前途問題。 逃避國共內戰而走來香港的中國人,無意中減低了港人對政治改革的渴求。大量難民的湧入令糧食及房屋問題變得更嚴峻。當本地華人連自己也顧不及的時候,他們 只希望殖民政府盡快解決社會問題,而非討論抽象的民主理論。

國共內戰所帶來的另一個問題是人民對香港前途的憂慮。雖然英國政府於接受日本投降一事上大大減低了國民黨政府在市民心中的影響力,市民並不清楚英國政府是否打算長久地管治香港。說到底,香港只是一處「借來的地方」(歷 史學家Frank Welsh一本關於香港歷史的書,書名正是”A Borrowed Place” )。國共內戰的爆發令人估計勝方或會以回收所有中國土地之名奪回香港,而英國政府亦沒有很強硬地指出它會保護香港。這種不穩定的政治因素,令很多人根本不 關心政改,皆因一旦國民黨或共產黨真的奪回香港,那什麼改革也是沒有意義的。

英國的保留

「楊慕琦計劃」旨在令到本地華人有更大的政治參與權,和英國工黨所提出去殖民化的政策本質都雷同,但英國政治內部對此卻意見分歧。殖民地部部份官員看不出市議會的成立有何急切性。主管香港事務的N.L.Mayle 反對讓華人佔有議會內一半議席,認為這樣只會引致社會動蕩;殖民地大臣Arthur Creech Jones反建議民主化立法局;外交部亦擔心改革會被中國政府當成挑釁行為,因為計劃的主要目的是維持英國在香港的長遠管治。諷刺的是,英國政府當初任命 楊慕琦重任港督時就是認為他太過保守,但當楊慕琦提出的改革卻被他祖國的人認為計劃內客太過激進。

戰後英國政府的重組或多或少影響了英國官員對「楊慕琦計劃」的看法。二次大戰後,多個殖民地(如印度、斯里蘭卡、緬甸等)陸續獨立,但香港的不同之處在於它和中國千絲萬縷的關系。加上國共內戰的結果仍屬未知之數,英國政府在處理香港的問題時亦需格外小心,以免挑撥中國政府的神經。

如果說倫敦對改革並不熱衷,那麼身處香港的英國人呢?不意外地,他們因為擔心自己的權利受到威脅而反對改革。於楊慕琦發表就職演說後三天 (1946年5月4日),一名處名Simple Simon的居港英國人登報批評改革只會令香港踏入一個充滿貪污及歧視的時代,因為本地華人並不會顧及英國人的利益。另一名登報者PeterPatter 則明言把智慧傳給天生愚蠢的人(即指本地華人) 是沒有用的。 這些針對本地華人的言論正是「1946心態」所譴責的。雖然楊慕琦已經廢除了歧視華人的法例,逗留在港的英國人依然看不起本地人。英國人認為市議會的存在 只會打壓他們於香港政壇的影響力。

於立法機關中有影響力的英國商界大致認同增加本地華人的議席,但他們堅持英國代表應握有否決權。香港總商會屬意讓英國代表為議會大多數,並限制只讓有英國國籍的華人出任議員。明顯地,英方商界代表認為由英國人主導議會的工作及握有大多數的權力對他們更為有利。




「楊慕琦計劃」的終結

總括來說,除了楊慕琦本人外,社會上根本沒有人大力支持推行民主改革。楊慕琦於1947 年5月退休,由斐濟總督兼西太洋高級專員(High Commissioner for the Western Pacific, 1945-7) 、管治殖民地經驗豐富的葛量洪(Alexander Grantham, 1899-1978) 接任港督一職。和熱衷於改革的楊慕琦不同,葛量洪一直也反對「楊慕琦計劃」。他認為英國就香港的前途問題只有兩個選擇:繼續行使「仁慈的專制管治」 (benevolent autocracy) ,或把香港交還給中國。 對他而言,讓港人管治香港是絕不可能的,尤其是港人普遍並不關心政治。因此,政府官員及立法局議會並不著緊於討論及推行「楊慕琦計劃」的細節。

國共內戰接近尾聲時,大批中國難民湧入本港。葛量洪一方面擔心糧食供應及住宿問題,一方面顧忌共產黨隨時 乘勢殺入香港。共產黨需再三強調沒有攻入香港的打算。周恩來命令軍隊不得前往香港,認為強行回收香港會令西方國家有藉口派軍隊到中國。葛量洪於他的自傳提 到雖然他作了最壞打算,但既然共產黨沒有打算進駐本港,他便專心一致處理中國難民所帶來的社會問題。「楊慕琦計劃」因而被擱置在一邊。

1949年8月,葛量洪向殖民部提出與 其成立市議會,倒不如增加立法局的議席數目,而大多數非官守成員皆會為英國人。英國下議院雖然有人質疑為何港英政府仍未能提出完整的改革細節,但基於香港 前途的未知因素,大多議員認為通過「楊慕琦計劃」對英國沒多大好處。 1951年,英國保守黨於選舉中擊敗工黨成為執政黨。保守黨一向對去殖民化並不熱衷,因此當內閣於1952年5月16日討論修改了的「楊慕琦計劃」時,以 「沒有迫切需要為由」(‘no real demand whatever’) ,建議葛量洪擱置計劃。葛量洪對內閣的決定不意外地表示歡迎。「楊慕琦計劃」—一個提出給予本地華人更多政治參與權的改革方案—正式宣告壽終正寢。




「楊慕琦計劃」對香港的影響

從各方面來看,「楊慕琦計劃」都不能算是一個含有高民主成份的改革方案。這方案對選民及候選人資格有諸多限制,基本上只是讓較富有的本地華人政治上受益而忽略了香港大多數較貧窮及不懂英文的人。市議會一半的非華人代表更不能準確地代表民意(當時香港超過9成人口為華人)。 重要的是,楊慕琦推行改革的本意只不過是希望確保大英帝國對香港的管治,而非真心想讓香港人擁有民主。

可是,「楊慕琦計劃」雖然不獲通過,它仍然對香港政制發展有重要的影響。葛量洪在他任期內逐漸改革立法局及其他政府部門,很多都是以「楊慕琦計劃」提出的內容作為參考。他任命了更多華人非官守成員到立法局及行政局,於1952年讓市政局恢復民選議席,又修改選民資格,讓更多市民有權投票。他又讓更多本地華人加入政府工作,而這正是楊慕琦擔任港督時所提倡的。1951年時,大約有11%的政府行政人員為華人,到1971年時這比率升至52%。

當麥理浩(Murray MacLehose, 1917-2000) 於1971年就職港督時,他重組了市政局的架構。從此,市政局再沒有任何官守成員,成員亦會透過選舉產生(港督任命的非官守成員除外) ,並擁有財政獨立權。他仿效「楊慕琦計劃」的內容來嘗試民主化立法局,讓市民能透過選舉選出立法局議員。(這個建議最後會由下任港督尤德[Edward Youde] 於任期內達成) 。重要的是,麥理浩於1981年大幅降低選民資格要求:所有居港滿七年並年滿二十一歲的人便可以投票。此舉把合資格選民數目由三萬升至七十萬。葛量洪及麥 理浩的改革皆帶有「楊慕琦計劃」的影子,分別在於楊慕琦希望即時改革香港的政制,而他的繼任者則選擇慢慢地去推行改革。


假如「楊慕琦計劃」推行成功…

假如「楊慕琦計劃」推行成功,香港的歷史發展會變成怎樣?歷史學家Steve Tsang及Frank Welsh皆認為香港錯失了一個推動民主的好機會。基於美國政府的支持及中國內戰的混亂,「楊慕琦計劃」其實是可以實現的。 共產黨由於怯於西方國家的軍事威脅,即使於1949年後也不會反對該計劃。推行「楊慕琦計劃」也不見得會導致中國民族主義的興起,因為本地人多認為中國沒 有任何收回香港的打算,且基於香港前途的不穩定,在可見的將來他們也不會反對由英國人繼續管治香港。

麥理浩於七十年代的改革,很大程度是對六七暴動及中國文化大革命的回應。若果「楊慕琦計劃」早於香港實 行,那麼到六十年代時人民對港英政府的高壓管治也會較少怨言。由於港人已享有相當的政治權力(和戰前相比),他們反英的情緒也不會那麼高漲,相對地對中國 政府的認同感及歸屬感也會大大減低到不足以構成暴動的地步。

楊慕琦見證不了麥理浩管治下的「黃金年代」。雖然當時人們並不接受他「激進」的提議,轉而接受葛量洪相對 保守的改革,但他提倡的改革對香港後來的政制發展有絕大影響。「楊慕琦計劃」令港人有機會思考民主化香港的可能性。繼任的葛量洪及後來的麥理浩也參照了他 的計劃來改革香港的政制。「楊慕琦計劃」留下的是一個可以令香港政制向前邁進的改革方案。我們只能幻想一下如果「楊慕琦計劃」獲通過的話,對1982年展開的中英談判會有什麼影響。


「楊慕琦計劃」最終版本

最後定案把市議會的議員人數定為30, 而非原定的48人。這30人名額包括10名華人代表及10名洋人代表,餘下的10人名額 (5名華人及5名洋人) 則由指定代表機構 (如香港大學及香港總商會等)提名。市議會的主要職責則和8月廣播提及的一樣,並會享有財政自治權及全權負責其事務。即使是殖民政府亦不能影響其運作及所 作的決定。

市議會的議員任期為3年, 並可經選舉或委任多留任一屆。主席及副主席會由議員互相選出而非由港督欽點。議員必須年滿三十歲,男女皆可。參選的香港居民必須在過往十五年間至少在香港 逗留了十年。英國公民及非英藉洋人則須曾在香港住滿一年才可參選。由於市議會的會議只能以英語進行,候選人必須具有英語溝通能力。基於懂英語的華人多為社 會上流人士,這規限把大多數市民排除在候選人之例。

在選民資格方面,楊慕琦儘可能地讓更多本地華人有權投票。選民須在選舉前登記,並不可以有任何犯罪或精神病記錄。有意成為選民的華人須證明自己在1936至1941年間至少在港逗留了四年,並需在1945年8月後長住本港。選民須具備中文及英文書寫能力。

市議會的組成亦影響了立法局的憲法及架構。由於大部份權力將轉移市議會,立法局人數將由17降至15,減除的兩席官守人員令局內的非官守人數在香港史上首次成為大多數。兩名立法局非官守成員亦會由市議會提名。

「楊慕琦計劃」的最終版本由楊慕琦於1946年10月提交英國殖民地部(Colonial Office, 亦即後期的英聯邦部) 。這時為楊慕琦復任港督後五個月,亦是他退休前九個月。1947年7月,殖民地大巨在有保留的情況下同意計劃的整體方向,並命立法局商討及訂出計劃細節。




852郵報: 【梁振英揭京官治港序幕】




當港澳辦主任王光亞今午變相公布特首述職「規範化」前,北京黨媒也許已經更早洩漏風聲,北京已準備揭開「京官治港」的帷幕。

先講《環球時報》今日便刊登了,一篇題為《香港議論特首述職規範化》的文章,引述全國港澳研究會副會長劉兆佳等言論,點出規範化有理。同日,全國首席黨報《人民日報》的海外版,更以第三頁頭條專題報道《收入雖高供樓佔四成 犧牲享樂換子女教育 香港中產 表面風光內心苦澀》(圖),不單從供樓及子女教育開支龐大等方面描述中產之苦,更在文末點出有中產因而計劃移民台灣等現象。

須知道,上述報道今早見諸全國之時,梁振英還未拜見王光亞。故此,當將這些報道對照王光亞會後見記者時所言,就更有一重深意。

王光亞是這樣講述特首述職將要如何規範化的:「過去,(特首)更多可能是講一年我做了那些成績,現在我們要求他,你要找到不足,這一年工作有什麼不足,也包括新的一年裏面,你有哪些新的規劃,哪些新的事情要做。」

王光亞緊接說:「我想特別強調,要(港澳)兩個特區政府都要報告,在貫徹落實《基本法》方面,取得了哪些進展和存在哪些問題。」

政壇已經廣泛傳聞,梁振英今次述職,因一開始就被中央認為「十問九不知」,以至「十問九亂講」,才要臨時急召三名相關問責局長上京,更詳細解釋情況。

由此路進,當王光亞會後公開提醒特首,往後述職時要自己「查找不足」,還得報告來年規劃,再對照《人民日報》海外版,選擇在今天梁振英訪京期間,大篇幅報道香港中產危機,大家有理由相信,中央已變相對梁振英未能對症下藥紓緩香港管治問題,作出表態。

但更嚴重的問題是,王光亞同時下令港澳兩位特首,往後每年述職時,都要交代在落實《基本法》方面的進展。眾所周知,澳門在這方面絕對是北京的「模範生」,以至恨不得香港早日如是。若是如此,香港往後的普選能否符合國際標準,殊不樂觀。

至於梁振英會後連番遭記者追問,如何回應王光亞所言時,竟至指述職規範化其實是全國各地的普遍做法。中文大學政治及行政學系高級講師蔡子強回覆《852郵報》查詢時就直指,特首述職規範化制度由無到有,特別行政區更原本應跟一般省市有本質分別,王光亞如今下令往後特首述職要規範化,對「港人治港」將成沉重打擊之餘,同時對梁振英遲遲未能交出令中央滿意的成績相當不滿,梁振英須付最大責任。

至於此舉是否意味京官治港行將展開,蔡子強坦言,即使梁振英今次述職中途,北京下令三位相關問責局長赴京,但現階段還欠證據,證明北京已直接向三人下達具體指令。然而,隨王光亞要梁振英往後述職要自行「找到不足」,當年前特首董建華,遭前國家主席胡錦濤公開要求「查找不足」後未幾下台的故事言猶在耳,梁振英或其班子為紓緩中央當前沉重壓力,勢更多主動向北京「收風」,以致北京的影響力,或將蔓延至香港內部的具體政策層面。

由是觀之,梁振英今次在半推半就下接受中央要求述職規範化的指示,明年的12月底述職之行,隨時會是絕大部分問責班子都要陪同特首上京,無論那時候的特首究竟是誰。

 

2013年12月18日星期三

丘亦生:國企改革的炮灰?




中共前政治局常委周永康被捕消息傳了整個星期,尚未得到官方證實,轉眼間與周永康關係密切的中石油(857)系統再有一人落馬。

換作是一間民企,管理層被捕肯定會觸發洗倉。中石油股價昨天穩若泰山,還要微升收市,同樣涉事的昆侖能源(135)也只是跌3%之內,不知市場消化中石油貪腐折讓,或是真心相信個人行為與公司管治無關。

落馬的中石油旗下昆侖能源董事長溫青山,上任只有三個月。溫青山上手李華林,三個月前在中石油首輪反貪風暴中被拉下馬。迅速中箭的溫青山,在中石油財務系統工作近30年,兼任中石油監事,同時是中石油母公司中石油集團的總會計師兼黨組,是中石油集團賬目的keeper,冷不防針對中石油系統大追捕,陸續有來。

中石油高層落馬 與改革無關


早在溫青山出事之前,《時代周報》曾報道中共可能會出手將中石油拆骨,減少高層上下其手的機會,報道指,官方或按勘探、管道、冶煉和銷售四個業務範疇,分拆為四家公司。

不過,中石油多年在海外收購多個項目,代官方出手狂掃全球資源。中石油是國際上數一數二的油企,媲美其他國際性對手。企業體形龐大有利有弊,在對於資本集中的資源行業,巨人無論是資源調動、借貸成本等都有壓倒性的優勢,利處顯然易見。
 
中石油在全球資源插旗,無疑是國家整體爭奪資源戰略的一部份。中共為了反腐,會否逼中石油拆骨,放棄既有優勢,我相當存疑。

中紀委今夏火速拘捕中石油五名現任及前任高層,包括剛上任國務院國資委主任的蔣潔敏,同一時間,習近平與哈薩克總統會面,中石油母公司隨即閃電式投資50億美元購入哈薩克油田項目。
 
中石油背後,誰人牢牢控制最後話事權,昭然若揭,又何須分拆?

中石油反腐新聞,最近竟然被內地傳媒說成中央改革國企的頭炮。其實,多少國企高層落馬,根本與改革國企的步伐沒有直接關係。中移動(941)、國有銀行體系曾有多名高層,被中紀委拉了下來,然而,國企壟斷市場性質,絲毫未變。
 
習李新政之後,很多人觀望他們會向國企開刀。《金融時報》曾大讚習近平上台後的三中全會文件,或是中共大膽的行動前奏。我不敢太過天真,偏向認同科大社會科學系教授丁學良所言,三中文件的表述太含糊,對於這些改革國企的措辭不必抱太大期望。

丁學良說,中共改革的做法,向來是先換人後改革,先將既得利益者推落台,再委派新人推行變革。但是國企的利益鏈千絲萬縷,新官上任能否將旨意實行到底,才是當中關鍵。


防貪交內部監管 中共難放行

中共是否動真格,只能從客觀標準觀察,例如是國企銀行是否願意向民企貸款,過去銀行一味向國企借錢,令民營資本根本無法貸款,沒有足夠規模站得住腳,已被國企吃掉;第二是放寬行業限制,讓更多民企進入國企受保護市場;第三,提升國企至資本市場公司管治水平,真正落實由董事會管理國企,防貪交由企業制度及內部監管,而不是由黨說了算,單是這一項,凡事一把抓的中共怎會願意放手。

沒有改革,幾多個高層落馬都好,都只是換湯不換藥,國家隊「贏硬」大格局不要奢望有變。如果有一天,國企老總離職,令股價起波瀾,意味中央真的放手讓國企自理,市場也相信管理層真的make a difference,到時反而是好事。

盧峯:終院判決是對官僚的當頭棒喝




在保障市民基本權利上,終審法院果然從來不手軟,果然從來不會左顧右盼,搖擺不定。星期二,終院五位法官一致裁定政府規限居港滿七年才能申請綜援的行政措施違憲。根據終院的裁決,《基本法》第三十六條列明香港居民有權依法享有社會福利,而條文所說的居民並沒有區分永久性居民還是非永久性居民;也就是說,條文並未規限只有永久居民(即居港滿七年的港人)可享有社會福利。新來港定居居民該享有同樣權利。更重要的是,居港七年的規限並不合理,也跟其他相關社會政策目標如減少人口老化的衝擊等相違背,所以決定居港七年才能申領綜援的規定違反《基本法》,政府不能再執行。


也許有些人會認為終院的裁決將助長新移民對福利制度的倚賴,也許有些政團及政治人物會借裁決再次挑動社會上對內地新移民的不滿憂慮以獲取支持。但只要仔細讀一下法官的判決書及所提出的各種論據就能明白,今次裁決有理有據,恰當平衡,既考慮了法理基礎,也審視了對社會的影響,不管是政府或社會不同團體都該支持及認同,都沒有理由作過激反應。


應該看到,公民權利有很多不同範疇,重要性或必要性各有不同,社會該作出甚麼規限自然也有分別。最切身、最基本的權利如言論自由、集會自由、人身自由等理應人人享有(包括永久居民、居民、旅客),不能任意限制剝奪,只有在非常特殊狀況如影響公眾健康、國家安全才能作出合理規限。其他政治上或經濟上的權利則不一樣,則會按社會的實際情況、傳統文化、資源多少有不同的限制;例如只有永久居民以至國民才有選舉與被選權,失業保障則要曾經繳納稅項的人才能享有,房屋福利要接受資產審查……等。


今次終審法院的判決並沒有推翻不同權利該有不同限制的原則,也不認為應全盤取消申請綜援的一切規限。終院最重要的質疑是七年居港年期應否成為絕大部份福利申請的先決條件,申請綜援跟申請公屋是否該同樣以七年劃線及這樣的劃線有沒有合理依據。對五位法官來說,七年的規限對綜援而言是不合理及有違其他政策原則的,因為持單程證來港的要不是港人內地子女就是照顧子女的港人內地配偶,這些人的基本生活需要是不能漠視的,是任何合理社福制度都該照顧的。特區政府要求這些人等候七年才能申請基本生活資助顯然是不合理的,也跟家庭團聚及保持人口增長減慢老化的政策有牴觸,因此不應再繼續。不過,終院的裁決並沒有全盤推翻七年居港規限這個要求,其他政府資助或福利例如申請公屋未必受影響,也不一定跟綜援一樣改為一年限期,現階段實在不必誇大裁決的影響。


即使從資源的角度看,廢除七年居港規限改用以前的一年標準也不會大大增加綜援申請個案。根據學者及社福團體估計,因裁決新增的合資格個案大約二萬多宗左右,每年新增開支不過四至五億元,大概是整體300多億社福開支的1.5%左右。從這個數目及數額看,裁決對社會的實質衝擊不大,也不致令社福開支失控。


其實,終院裁決最大的衝擊是對政府官僚體系。過去多年來政府不同部門為了行政方便而一刀切的引用七年居留期限作為所有福利申請的門檻,作為最基本的申請條件。現在終院表明這種粗糙的劃界方式不可取及違憲,政府各部門便有必要重新檢視有關條件,便有必要跟社會特別是學界及社福團體研究年期限制是否合理,能否維持。社會福利的存在是為了支援弱勢讓他們融入社會,不致成為邊緣人。過嚴及不合時宜的規限實在有必要認真檢討,今次終院裁決可算是及時的提醒。

古德明: 雞蛋和豺狼




十二月七日,香港長官梁振英以「聆聽民意」為名,出席悉心安排的歌頌長官大會,不料兩個民權運動者漏網而入,一個向他擲雞蛋,誤中副車曾俊華;一個引手上玩具狼,以擿梁,不中。兩人一起被捕,但那一狼一蛋,已令梁振英糞土民意、睚眦必報的性情,表露無遺。


先說睚眦必報。財政司長曾俊華雖然給雞蛋擊中頭顱,卻還有點英國殖民地遺臣氣量,一心小事化無,作詼諧語說:「我聽醫生吩咐,不能多吃雞蛋。」梁振英則唯恐小事不化大,叫曾俊華住口,一臉肅殺告訴傳播界:「對於暴力之徒,我們必須嚴辭譴責,依法懲處,決不姑息。」單聽他的話,你一定以為擊中曾俊華的不是雞蛋,而是荊軻擲向秦始皇的匕首。


而這位長官還視輿情為糞土。香港市民早把「梁振英」稱為「狼振英」,加上那玩具狼叫做路姆西,用廣東話唸,就是「他娘的」同義詞,於是大家爭相購買,市場上千百隻都給搶購一空,一時洛陽狼貴,由一百元一隻急升到六百多元。梁振英這時卻詼諧起來,在互聯網上發布照片,照片中一隻路姆西就放在他案頭,顯然是要告訴民眾:你們除了駡路姆西,還能拿我怎樣,哈哈哈!


宋朝真宗年間,大臣石延年有一次騎馬出遊,馬夫大意,令馬受驚,把石延年摔到地上,路人都上前圍觀,以為石延年會大發雷霆,不料他站起來,輕輕一鞭打在馬夫身上,笑道:「賴我石學土也,若瓦學士,顧不破碎乎?」這樣的詼諧,梁振英沒有(《冷齋夜話》卷八)。


宋神宗時,王安石為相,志在匡時濟世,厲行變法,只是用人失當,天下都以新法為苦。最後,王安石辭官歸隱,往金陵途中,處處看到壁上題詩嘲諷,聽到民間交口責駡,這才知道自己不得人心,晚上「不能成寐,吞聲暗泣,兩袖皆沾濕了」。王安石畢竟是真君子,對百姓怨憤,不可能嘻皮笑臉(《警世通言》卷四)。


據香港大學調查,梁振英就任行政長官以來,民望幾乎一直不及格。而他每次公開露面,都噓聲四起。今年六月,梁振英主持演藝學院畢業禮,畢業生過半不肯向他鞠躬,潛臺詞是:「吾不能為五斗米,折腰向鄉里小人。」十一月,梁振英主持青年服務大獎典禮,又遭領獎者當眾勸說:「社會不公不義事情太多了,請行政長官依民意施政。」對這一切,梁振英都以笑容回答。他還說:「我不會為目前的成就自滿。」難怪那位青年服務大獎得主說:「見到行政長官的笑臉,我心裏有點寒意。」


十二月七日擲向頌德大會臺上的一蛋一狼,清清楚楚揭示了梁振英的治港方略:犯我者,事雖小,絕不輕饒;恨我者,人雖眾,一笑置之。


古德明: 基於下流

二零一二年十月二十二日,《香港商報》有專文介紹行政會成員李慧琼,並強調她的一句話:「社會各界評論政府表現時,宜基於事實基礎,而非惡意批評。」現代漢語人說話之下流,竟有如是。

英文有base一字,梁實秋《最新實用英漢辭典》譯做「基礎」、「以………為根據」,例句是:「These charges are based on facts這些控訴是以事實為根據的。」李小姐那一句的「基於」,分明是英文based on的漢字寫法。不過,李小姐卻給英文添了蛇足,在「基於事實」之後加上「基礎」兩字。英國人不會說based on the base of facts,請眾洋奴留意。

而這「基於」當然也是大陸、臺灣的流行語。二零一三年七月二十二日,大陸《海峽導報》發表長文批評臺灣民主進步黨:「民進黨基於『反中』心態作祟,硬把 《兩岸服務貿易協議》視為糖衣毒藥。」十二月五日,臺灣《聯合晚報》則報道:「基於安全理由,美國總統歐巴馬只能使用具有超級安全保密科技的黑莓手機。」

中文從來沒有「基於」這個說法。英文的base,等於中文的「本」。「本」指草木的根,所以《呂氏春秋》卷三說:「百仞之松,本傷於下,而末槁於上(下面 的根枯了,上面的枝葉就會萎謝)。」這個「本」,可引伸解作「事物的根據」或「以………為根據」,例如《大學章句》論修身之重要:「自天子以至於庶人,壹 是(一切)皆以修身為本。」《老殘遊記》第三回鐵英論治河辦法:「河工一事,聽得外邊議論,皆是本賈讓三策(都是根據漢朝賈讓的三條治水法)。」中國人不 會說「皆是基於賈讓三策」。

《史記》卷五十五張良被圯上老人侮辱,中心火起,「欲毆之,為其老,強忍」;《三國演義》第四十三回東吳朝臣顧雍勸孫權不要和劉備合兵抗曹:「劉備因為曹 操所敗,故欲借我江東之兵以拒之,主公奈何為其所用乎?」中國人不會說「張良基於他年老,強忍」、「劉備基於為曹操所敗」等等。

《香港商報》、《海峽導報》、《聯合晚報》那三段現代漢語,現謹用中文改寫如下,供讀者比較:「社會各界評論政府表現,應本乎事實,而非出於惡意。」「民 進黨因反中心理作祟,硬把《兩岸服務貿易協議》譏為糖衣毒藥。」「為保安全,美國總統歐巴馬只能使用具備超級保密科技的黑莓手機。」中文絕對不必下下流 流,仿外國人語,才能達意。